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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古代教育与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古代辉煌的教育成果,使传统文化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下科举制诞生了 1300年,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教育机构
一、官学
1、 学在官府
这是夏、商、周时期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 “学在官府”的含义一是指学校由政府主办 ,是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 “学在官府”的特点之一是官师不分,官师合一, 即官吏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学校的教师。但后世的官学,只是由官方主办的学校,教师多是专职教官。 特点之二是政教不分, 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分。
2、太学
太学是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 即古代的大学,周代已有其名。 董仲舒
董仲舒 《春秋繁露》
解释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的 学生都是 王公贵族子弟,称太学生。
汉武帝在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教授博士子弟,为博士官置弟子是汉武帝的创制,这一制度开了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先河。后来又接受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于元朔五年 (前124)在都城设立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隶属于太常,后被历代沿用。
南朝宋明帝时对太学的办学体制改革,先设国子学,后设文、史等四科,将官学的学科范围扩大,从而打破了汉代以来儒学在太学中的垄断地位。此后太学与国子学并存,明以后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
3、国子学
国子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为贵胄子弟而设的最高学府。始创于晋咸宁二年 (276), 与太学并立。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 国子学简称国学,隶属于太常,内设祭酒、博士各一人,祭酒为国学之长,又设助教十五人 “以教生徒”。
4、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隋代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 的 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其前身即是国子寺, 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 置祭酒一人主持。隋炀帝时期又改为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共五学。
宋代国子监与唐代同。元代设国子学,有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也称国子监。明代国子学与国子监合一,有 “北雍”(北京)和“南雍”(南京)之分,清代国子监与明代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国子监,设学部。
( 北京国子监 )
5、府州县学
府州县学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的官学,因周代地方学校叫乡学,故后来的地方官学也称乡学。
汉代郡国官学不受重视。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率先在益州(今成都)开办地方学校。至武帝时,乃令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时下令天下设立官学:学、校、庠、序。
魏晋之后,州府之学分医学和经学两种,学生名额依据州府的人口多少而有差异。乡学是唐代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时期,州县学校建立有 “学田”制度。元代地方教育最有特色的是建立“社学”体制。明代地方教育十分发达,政府委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的提学官专门负责地方教育,另外,明代社学也很有特色。清代地方学校设置与明代基本相同。
二、私学
春秋时期,随着王权失坠,官学衰落,私学兴盛,于是出现了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
孔子就是早期的著名私学创办者。
(孔子教学图)
秦禁私学,私学处于低谷。秦亡汉兴,私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各种类型的私学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官学废弃,私学相沿不衰。到了唐代,在国家完备的官学教育体制下,私学暂时出现了衰微,但却兴起了一种新的私学形式 ——书院。
宋代私学再度兴起,特别是书院教育蓬勃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三、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和教育模式。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也是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闻名的有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
、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
。

( 岳麓书院 )
古代的书院在几百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些优良的学风,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刻苦学习、深入钻研的学风;注重创发、提倡求真的学风;师友讲习、自由讨论的学风;修身养性、重在做人的学风;尊师爱生的学风;关心时事、学政兼论的学风等。
宋代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元代以后,书院走向官学化。到了明清以后,书院和官学一样为政府所操纵,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1898年,清政府下令把书院改成学堂,书院的发展到此结束。
第二节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问题是指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规格和标准。
夏、商、周奴隶制社会时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贵族的子弟学习一套管理国家、镇压奴隶和参与作战的本领,培养既善于 “射”、“御”以维护社稷,又精于“礼乐”、“书术”以管理国家的文武兼备之士。
孔子说: “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孔子的学习为作官、作官需有学问的教育主张。
孟子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圣贤”及“大丈夫”。同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君子”、“圣贤”、“大丈夫”以德为主、德才兼备。
朱熹
强调教育目的是 “明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总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 “明人伦 、敦善行 ”的君子和 治理国家的人才 ,以便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二、教育内容
夏商时期,武备教育和礼治教育是其重要内容。西周有比较完备的学校制度,大学教育内容,主要是以 “ 六艺 ” ( 礼、乐、射、御、书、数 )
为核心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盛,各种学派教学内容极不相同。关于孔子教育的内容,《 论语》
有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
(《乐》已失传)作为教材,主要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也注意用教材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来教育弟子。
墨家 强调“以义制利”的道德教育,主张 “兼爱”而造福全社会。同时 重视 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军事知识等 应用 技能的训练 ,这些内容主要是几何学、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西汉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后,儒家经书被奉为经典。董仲舒强调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是“三纲五常”。
宋代书院兴起后传授理学,注重义理阐发。元明清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程朱理学,四书五经是必修科目,学校教育主要是围绕科举考试来组织教学。
中国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经,经学之外也设有一些其它学科。
从教育内容看,体现出伦理本位的特色,道德伦理是第一位的,知识教育处在第二位,把文科教育和道德教育紧密结合,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是,忽视自然科学、生产知识,把教育为维护政权统治服务,这些都是现代教育需要扬弃的。
三、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代有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汉代教育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性进行教育,唐韩愈《师说》教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宋代朱熹提出“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明代王守仁(王阳明)
王守仁全集.exe
重视“躬行实践”“自求自得”“循序渐进”;明末清初 黄宗羲
,治学上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 颜元 也是明末清初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主讲于漳南书院。主张教育“经世致用”,教育必须以“实学、实习”为主。
1、重整体 。教育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孔夫子开始,历代教育家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强盛,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对应关系。孔子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大要素。中国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处于上升时期或政治清明时期的统治者,如汉武帝、唐太宗等都很重视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2、 重和谐 。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性与教育的关系已经成为许多教育家注目的焦点。孔子首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人生来性情非常接近,人的差别是后天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孔子还在自己的私学中实践了这一理论。 孟子
则进一步提出,只要用心学习,依赖后天的教育,“人皆可成为尧舜”。另外,古代教育家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专业知识教育的作用。德智结合,突出德育的重要性。重视人文教育。
3、 重道德。 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注重自我修养,强调启发主体以修身为旨归,同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相比,中国古代教育不用到上帝或佛祖那里,而是在自己心中寻找善恶美丑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古代西方的教育场所是宗教场所,而中国古代教育的场所是各类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孔子要求每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社会规范,提倡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并力图做到“一日三省乎己”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第三节教学思想
一、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的最早实践者是孔子。孔子特别注意观察和了解学生,并根据每个学生的知识水平、性格特点、时间环境等具体情况进行教学,使学生都有收获。
孟子继承孔子 “因材施教”的思想,认为人生来虽具有同样的善性,但由于环境和个人修养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个性差异,这就要求教育者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宋初的胡瑷
创立了分斋教学制(也称苏湖教法),按学生的才能兴趣分为“经义”、“治事”两斋,分别学习儒家经典“六经”和治民(民政、刑事等)、讲武(军事、武备等)、堰水(水利、灌溉等)、历算(数学、天文、历法等)等科。这种“因材施教”,不仅把学生培养成专业有用之才,而且为学生选定了事业的方向。学生可以主修一科,再兼修一科至数科。这可说是最早的分科教学和主副修制度,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是教育上的一个创举。
明代中叶的教育家王守仁,对 “因材施教”给予了新的解释,认为教学不单在于使人学到知识,发展道德理性,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成就每一个性的独立人格。
二、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有两层意思,第一,经常温习故业,“ 温故”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创新, 在 “温故”的过程中把已经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争取有新的体会新的发现。第二,温习已经学过的知识, 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已有知识是认识的成果,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 “温故”为进一步学习新知识打好基础。
三、学思结合
学思结合是指将学习和思考联系起来,学思并重,不能有所偏废。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句名言是对学、思之间密切关联、不可偏废的关系的恰当概括和总结,成为后世教育者一直尊奉的法则。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学思想,认为熟读精思是学习成功的保证。
王夫之对学思关系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认为通过学习可以继承前人的经验,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通过思考可以获得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不回只因袭前人已有的成见。学与思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四、由博返约
博是广博,约是精约。由博返约就是在博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之后归纳起来,得其要领,取其精萃。 由博返约是强调教学中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
五、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指教和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教学中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密切配合,共同提高。
六、 启发诱导
最早提出并实行启发教学的是孔子: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孟子也很注重启发式教学,他用射箭作比,说明教师只能对学生启发诱导,而不能包办代替。他说:“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
朱熹对启发式教学有进一步深入的见解。他认为,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又要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他特别强调教师在启发式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教师如何有效地启发学生去主动思考,是启发式教学成功的关键。
第四节选士制度
一、世官制度
所谓世官制,就是指世袭制度。 秦朝以前, 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 , 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 , 管理国家由天子、诸候、卿、士分级负责 , 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 贵族子弟一般无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即可承袭父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学、求学的积极性,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学衰落有一定的责任。官学衰落导致学术下移,即孔子所说的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 , 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 (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担当了教师的职能) 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像孔子这样 “贫且贱”的平民也逐渐加入到士的队伍中来。这一新兴的士阶层,人数虽然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大,引起了当时统治者的瞩目。各诸侯国的统治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迫切需要网罗一批有能力的人才为自己效力,于是传统的“世袭制”逐渐被“选士制”所取代。
二、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起始于先秦选贤举能、乡举里选制,又深受战国养士之风的影响,终于在两汉时期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始于高祖十一年的求贤令。
察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是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得到实施。各种名目的察举已成为汉代最主要、入仕数量最多的一种选任制度。
汉代察举科目很多,其中定期举行的称常科,最重要的科目就是 孝廉
,由各个郡国按人口比例每年向朝廷推荐一定数额的孝廉,主要选拔道德品质好的贤士,不过后来还要附加经学和写作方面的考试。此外,还有秀才( 茂材 )、明经等科,主要选拔有才学之士。秀才等级较孝廉高,到了后汉光武帝,因避光武帝之讳而改名茂材。
不定期或一次性设立的科目称特科,又称制科,因为它是皇帝下令开选的科目。特科名目各异,根据治国需要或皇帝意愿,选拔有相应才干的士人。其中影响最大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是当国家有大事或疑难问题时开科,对选送的士人进行系列提问,叫策问,士人就策问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就叫对策。对策得到皇帝欣赏,往往可以破格升官或委以重任。 西汉名臣如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 ,都以此进身。
汉代规定若谬举,则要受到贬降、免官、甚或依律论罪的处罚。相反 ,如因选举得人,不仅被选者得授官位,而推荐者亦可得奖赏。
汉代察举考试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巩固汉代的统治,发展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起了积极作用。察举制度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和平民参政的愿望,对巩固政权有巨大的影响。
但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如东汉末年,竟有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奇怪现象。
东汉末年, 曹丕 创立 九品中正制
, 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录用 。 魏 、 晋 、 六朝 时沿用此制 。 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 , 这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弊病 。存在着 人物难知 、爱憎难防、情伪难明等问题。
三、科举制度
隋唐是肇始期,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
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了。
隋朝“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尚未形成制度。而唐代承隋制,开科取士,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 常举每年举行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又有一史(考《史记》)、三史(考《史记》和前后《汉书》)、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增设武科。应考者有国子监和州县学馆的生徒,也有不在学中而向州县报名的“乡贡”。地方的乡贡须经州考合格,才举送朝廷。
两宋臻于完善。科举的地位愈来愈高,制度也愈来愈完善。 通过锁院、糊名、誊录, 形成三级考试制度,即由各州组织的 “取解试”,礼部举行的“省试”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为了尽量广泛地网罗士人,除常科录取外,统治者还不时地增开特科或称“恩科”补充录取。对多次落榜者,到一定次数后可以参加单独组织的考试,即宋代所称的“特奏名”,实际上是降低水平录取。老到七八十岁还没有中举者,还有可能获得朝廷赏给的头衔。 如南宋理宗宝庆三年 (1227) ,进士录取人数即多达 900 余人,宋代以进士科录取之人数,显然要比唐代为多。
明清时期,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

(四书集注)
官学已在各地普遍设立,科举的准考权只给予官学及特准的书院生员。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科举考试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19世纪后期,近代新型教育逐步发展,教育改革的焦点集中于科举改革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9月,清政府下令从次年起,停止各项科举考试,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十五个世纪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第五节科举制度
一、 科举制度简史
1、创始于隋朝 【同步参考】隋朝科举 .mp3 ![]()
大业元年 (605) 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 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度“任人唯贤”,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大业三年( 607 ) 四月, 隋炀帝诏令以“十科举人”:凡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者,都可以举官。
大业五年(公元 609)六月,又诏令 “四科举人”: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
开科取士的政治措施,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了,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和取得高官厚禄的门路,从而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
隋 朝的科举考试选拔了有后来成为初唐名相的房玄龄,也有成为初唐名将的侯君集、 杨纂、杜正伦、许敬宗、 孙伏伽 等。
2、确立于唐朝 【同步参考】唐太宗科举.mp3
武则天科举.mp3 ![]()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参加科举的考生有 “生徒”和“乡贡”两类。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 即通晓儒家经典, 要求应考者熟练掌握“五经、三礼、三传”等儒家经典。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进士科比明经科要难, 进士科除了考时务策外,还要考帖经和杂文。 帖经
就是考默写经书的能力。 进士的录取率,平均为投试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每一次录取的名额,一般在一百一、二十人左右。因为进士的名额少,录取率低,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进士科合格者称及第、摆第、登第、登科, 时人称之为 “登龙门”,发榜之后,有 曲江会
、杏园宴、 雁塔题名
等活动,倍受士人重视。
武则天载初元年( 689)二月,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又于 长安二年( 702)开创武举,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除科举外,门荫和名人推荐 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曾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杜牧因《阿房宫赋》受到吴武陵的推荐。
以考文辞为主的科举考试促进了文学(诗歌、散文)的发展,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如王勃、陈子昂、王维、岑参、 柳宗元
、 韩愈
等都是进士出身。
3、完备于宋朝
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科举,实行 糊名和誉录
,建立了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又称“弥封”或“封弥”,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誉录是 将弥封好的试卷另行抄录后,再交考官评阅,为防止誊录人员作弊,还有对读人员,负责核对誊录卷子和原卷。弥封、誊录制度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阅卷的客观性。
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 改试经义
。经义是论述儒经某一内容的小论文,既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笔水平。为了加强评阅的客观性,王安石还编制了经义 式 ,作为标准格式,经义 式 不断严格化,到明清发展为八股文。
宋代鼓励平民上进 , 扩大士人仕进之路,进士录取名额显著增加。仅宋仁宗一朝,由进士入仕的就有 4570人。
南宋设博学宏词科,后改称词学科。据统计两宋 ( 960 ~ 1279 ) 共计 319年 ,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北宋取士 60,035人,南宋取士49,915人,两宋共取士109,950人(不含武举、制举及词科、童子举和宗室所取人数)。
4、停滞于元朝
元朝实行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
元代所举行的科举考试次数极少,参加人数亦少,从元顺帝元统二年 (1334) 到至止四年 (1342) 的十年间,未曾举行。故 自延祐年首科乡试以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因伯颜废科,停举两届),正榜取士凡一千二百人左右。 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5、鼎盛于明、清,终结于清末。 【同步参考】明朝科举 .mp3 ![]()
科举制度到明代更加重视形式,条规亦更繁琐,而科举的地位却更加提高。
明代通过制订更为细致规则和制度,将科举制度的系统性发展到极至。最为突出的制度是明确规定考试等级,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乡试 又叫省试,是考举人。 三年一考,逢农历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个省城举行,所以又称 “秋闱”。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举人” 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 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清代规定,考不上进士的举人,经过“大挑”分等,授以知县、学正或教谕。
(科举看榜图)
会试又称 “礼闱” ,“春闱”,在乡试后一年的二、三月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 “杏榜”。
殿试在四月份举行, 清代中叶后,殿试固定于 4月21日在保和殿举行。 读卷官轮流批阅,并拟出前十名,进呈皇帝亲自决定一至十名的名次。 分为三甲 (即三等):一甲只有3人,依次称为状元(也称殿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约占三分之一,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约占三分之二。所有取中者统称“进士”。
殿试传胪后三日,还有一次朝考,朝考分一、二、三等。朝考一等,共为“五”,都可以入翰林院当庶吉士。以下则分别授予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最下的也分发外省当知县。
名称 |
乡试( 秋闱) |
会试(春闱) |
殿试 |
时间 |
子、卯、午、酉年八月 |
乡试后次年三月 |
同年四月 |
地点 |
省城 |
礼部 |
宫殿 |
主考者 |
朝廷派主考官 |
礼部 |
皇帝 |
应试者 |
秀才 |
举人 |
贡士 |
获取功名 |
举人 |
贡士 |
进士 |
第一名 |
解元 |
会元 |
状元 |
第二名 |
亚元 |
榜眼 |
|
第三名 |
经魁 |
探花 |
|
第四名 |
经魁 |
传胪 |
清代还为网罗、藉此明末遗老和在野学者名流而设特科, 有山林隐逸科、博学鸿词科、考廉方正科、经学直言科、经济特科等。如光绪二十三年举“经济特科” ,得二十五人。
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 西学东渐 和 学校教育 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 年 ,中国在 甲午战争 中被 日本 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 公车上书 事件。 康有为 、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 百日维新 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 戊戌政变 后再次被恢复。 1901 年 ,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 八股文 。到了 光绪 三十一年,即 1905 年 9 月 2 日 , 慈禧 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科举 的 废除 无论在封建历史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同步参考】废除科举 .mp3 ![]()
二、及第荣耀
1、金榜题名
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从此飞黄腾达,富贵荣华。金榜 上有名,就叫“及第”,否则就叫“下第”或“落第”。由有差役向各家送喜报,又称“金花帖子”。科举及第,意味着本人即将进入官员行列 。 有人考中举人,对地方上来说也是大喜事,由官府出资搭牌坊以表庆贺。
2、永志流芳
唐代新科进士入朝谢恩, 谢恩之后,曲江流饮,雁塔题名; 然后大宴于曲江亭,吟诗作乐,热闹非凡。
宋代以后,新科进士的庆贺就由官方主办了。清代的殿试名次揭晓时,要举行称为“传胪”的盛典,皇帝率文武百官参加。在庄重的奏乐声中,依次宣读新科进士名单,状元、榜眼、探花各唱名三次,单独引出谢恩;其余进士只唱名一次。宣读完毕,集体跪叩谢恩。次日,礼部举行琼林宴,招待新科进士及诸考官。数日后,状元率新科进士到孔庙行“释褐”礼,标志着已由布衣之士变为朝廷命官。国子监为新科进士立题名碑,以示流芳百世。现北京孔庙存有全部 118块清代进士题名碑、明代的77块碑和元代仅存的3块碑, 刻有 51624 名进士姓名、籍贯和名次, 是中国古代教育成就的历史见证。

3、授予官职
唐代进士及第者,只是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而已,尚不能马上任官,还须通过吏部考核方得入仕,科举出身的只能从最小的官做起。
宋代则及第进士者即任官,殿试不过是决定、排定名次而已。虽然起点仍然低,但升迁很快。
到明清时,科举出身成为做官的最优资格。许多官职只给科举出身者,尤其是高级官职,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之说。明朝一代宰相170多人,由翰林出者十分之九。高级官员几乎全都出身于科举,科举已成为作官的惟一正途。
对于不同名衔待遇也不同:
秀才 : 考取了生员,成了秀才,就是儒雅之士了,被人们尊称“相公”。均免除本人的徭役赋税。
举人 :有功名,可享鹿鸣宴,领牌坊银二十两,并给顶戴衣帽,可参加会试。
贡士 : 可考殿试,得牌银三十两。
进士 :皇帝宴一甲于顺天府,并备伞盖仪仗送状元归府,又赐恩荣宴于礼部。
三、科举制的影响
(一)积极作用 (【同步参考】:科举的意义与作用.mp3 ![]()
1、科举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
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 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 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 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 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
科举极大调动了广大学子的学习积极性,对形成中华民族刻苦学习的优秀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读书人数的增加,学校教育的发展,导致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书籍需求增加,文化得到普及。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造纸技术的提高,使各类书籍得以大量印刷和广泛流布,这样就大大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2、科举明显地推动人才的选拔,提高 整个官吏集团的文化水平与素质 。
科举制度主要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以提高官员的素质,科举选拔的仕人虽然有个别败类,但多数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更不乏政绩显赫者。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同步参考】唐诗与科举 .pdf ![]()
3、科举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科举则是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报名,这就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科举制度把考试和考核结合起来,通过分级考试,层层挑选,择优录取,考试方法比赛完备,它为广泛网罗人才,保持社会的稳定,以至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科举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与道德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儒家文化 ,科举制度是知识分子和占统治地位文化的连接点。 科举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有利于促进思想的统一。在中国广阔土地上,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科举对各民族之间使用不同方言的汉族之间共同使用汉语文,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
4、对国外选官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选拔官员制度,因而对东亚许多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朝、越三国模仿中国设立科举制度,各有特色,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但对于三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东传日本、朝鲜、越南,而且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 16世纪以后,许多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纷纷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
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 ?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二)消极作用
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战较期突出。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科举制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四点:
1、 用科名羁糜人才,统治人民思想。
科举制将教育和做官直接联系起来, 以科名荣誉 , 令天下读书人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 使举人贡士以上安富尊荣,效忠君上, 这就造成中国教育官本位的思想。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幻想
,整日埋头苦读。在“功名”二字的利诱下,不再关心国家的盛衰、人民的疾苦了,他们俯首贴耳地服从封建统治者的一切安排。
唐太宗曾经私自登上宫殿正门,看见进士们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2、八股文体,严重束缚了思想。
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内容限制在四书五经范围内,考试内容单薄, 两两对偶, 规律严 ,束缚多。 所以士人只钻研作文诀窍,知识面已狭窄到极点。 八股取士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究实际学问,大多数读书人经历的是头白齿摇、终老科场的失意。 让万千学子困死考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终生一事无成。
专制王权的高压下,科举制已蜕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一些清醒的士人发出了“科举杀人”的呐喊。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龚自珍在诗中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3、 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
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科举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兴学设教的热情;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学校教育完全以科举考试为准尺而调节、变化,成了考试的预备场所, 混淆了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
4、科举仅存“进士”一科,限制了社会所需多种人才的成长。
广大士子专在四书五经之文字形式中耗费心力 ,而不注重实学。 跟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艺术与科技门类的知识文化由于远离科举而遭冷遇,鄙薄自然科学技术与实际能力,造成知识分子孤陋寡闻。清末, 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旧式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知识和能力方面都应付不了国难当头的局面。 至18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贩卖鸦片毒品,中华文明古国屡战屡败,国破家亡,落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三)对生活习俗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现在有不少地方还有用科名命名的食品,如酒令中的“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区的“状元红”酒、“状元豆”等食品,体现的也是从前人们对科名的崇尚心态。开封现在还有“进士糕”与“状元饼”的传统名点,是人们馈赠亲友和招待贵宾的高级礼品。
在厦门、漳州、泉州、金门一带,中秋节有 “夺状元饼”的习俗。
状元筹的出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 “状元筹”(又称“状元签”),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士人阶层的博弈用品。 状元筹是古人寓教于乐的娱戏,力图激励人们公平竞争、启发思维、进取向上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流年运气,状元筹有时也被当作赌博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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